注册 登录  
 加关注
   显示下一条  |  关闭
温馨提示!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,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,请重新绑定!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》  |  关闭

教育技术追梦人

既然选择了远方,就只顾风雨兼程!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孔子“启发”艺术与苏格拉底“产婆术”比较   

2009-12-10 23:18:29|  分类: 学术文章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  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  |

孔子“启发”艺术与苏格拉底“产婆术”比较 - -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 古代实行个别施教,加之在古代的早期受书写、印刷工具的限制,尚未出现按课本施教情况,主要通过口耳相传,故自学与师—弟子问对成为施教的主要方式。师—弟子问对艺术,一般以孔子的“启发”艺术与苏格拉底的“产婆术”为代表(1)。

这两种问对艺术,有殊途同归之妙,又大相径庭。其共性,反映了古代施教的一般趋向;其差异,显示出古代东方教育传统与西方教育传统异趣。不妨把这两种问对艺术加以比较。 苏格拉底生活的年代,雅典正处在危机之中。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至前4世纪之间,以传授知识谋生的智者派曾在雅典名噪一时。智者派把人、有感觉的人,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,对法律、习俗、道德准则以至神,持怀疑态度,其中有些智者玩弄诡辩;苏格拉底原以雕刻为业,晚年有感于雅典危机,从雅典利益出发,针对智者派的怀疑论,通过对话,力图证明在每一个特殊的行动中,都含有一般原则,或普遍概念。为此,他清晨到广场散步、做体操,哪里人多,就到哪里去,找人对话,谁爱听都可以,并不像智者派那样以教谋生。

“产婆术”的运用,以同美诺关于“美德”定义的对话为例(大意):

美诺:美德究竟是从教诲获得,还是从实践中获得?

苏格拉底:对不起,我连你所谓“美德”究竟是什么,都不知道,怎能回答“如何”获得美德问题呢?你能回答“美德”是什么吗?

美: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困难。男人的美德是管理国家,女人的美德是管理家务,……不管男女老少、奴隶还是自由人,都各有不同的美德。

苏:我问的是“美德”是什么,你回答的却是各种不同的美德。就好像问你什么是“蜂”的一般本性,而你回答各种不同蜂之间的区别一样。“蜂”作为蜂,彼 此之间有区别么?

美:没有。

苏:那么,不论“美德”有多少种,要回答的是它们的共同本性是什么,你明 白吗? 、

美:开始有点明白了。我还没有像我所希望的那样把握这个问题。

苏:“美德”作为美德,男女老少都一样吗?

美:我感到不一样。

苏:你不是说男人管理国家,女人管理家务么?

美:是这样说过。

苏:不论家务、国家或别的什么,若不施以节制和正义能管理么?

美:不能。 苏:你认为“美德”是什么呢?

美:美德是支配人类的力量。

苏:小孩子能够支配他的父亲吗?奴隶能够支配主人吗?

美:不会。

苏:你说美德是“支配力量”,你不加上“正义的和并非正义的”吗?

美:是的,应加上。因为正义是美德。

苏:你说是“美德”,还是“一种美德”?

美:是的,除了正义以外,还有勇敢、节制、智慧、豪爽之类美德。

苏:但我们还没有找到贯穿在这一切美德中的共同美德啊!

美:甚至现在我也还不能照你的意思去得出一个“美德”的共同概念,像发现 别的东西的共同概念一样。

苏:别惊讶!如有可能,我将设法去接近这种概念。因为你已经知道一切事物 都有一个共同概念。……[再议圆作为“一种图形”与“图形”概念之别] 苏:那么,“美德”是什么呢? 美:现在,我赞成诗人的说法:美德是对高贵事物的想望和获得这种事物的能 力。 ......

(2) 苏格拉底“产婆术”,经过丹麦哲学家克尔恺郭尔[1813—1855]的破译,可把它归纳为两条规则,上述对话可作克尔恺尔概括的参证。他所概括的规则为:

1.使自以为知者知其不知: 关于“美德”是什么,在对话开始时,苏格拉底承认自己对这个问题无知,而美诺却很有信心地说“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困难”。经过苏格拉底反复诘难,他才不得不承认自己“还没有像我能希望的那样把握这个问题”;在把握这个问题之后,自以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,又经苏格拉底不断质疑问难,才意识到自己难以自圆其说,终于知其不知。 关于苏格拉底如何使他的对话者从自以为知到知其不知,苏格拉底的弟子色诺芬[前430—约前354]在《苏格拉底言行回忆录》所载苏格拉底同尤苏戴莫斯关于“正义”的对话中,“产婆术”的运用,似更典型。

尤苏戴莫斯志在成为政治家,苏格拉底有意找他讨论“正义”问题[大意]:

苏:能否区别正义与非正义? 尤:能够。

苏:虚伪属于正义还是非正义?欺骗、做坏事、奴役人属于正义还是非正义? 尤:非正义。

苏:奴役非正义的敌人、欺骗敌人、偷窃敌人的东西,也属于非正义么? 尤:不是。

苏:是不是可以这样归纳:虚伪、欺骗用在敌人身上,属于正义行为,用在朋友身上属于非正义行为。 尤:对。

苏:假如在士气消沉时,谎称援军来了,儿子生病不青服药,父亲骗他,把药当饭给他吃,这种行为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? 尤:是正义的。

苏:你是说,就连对朋友也不是在无论什么情况下都应该坦率行事吗? 尤:的确不是,如果你准许的话,我宁愿收回我已经说过的话。 这个例子表明,苏格拉底不断提出问题让谈话对象回答,提出与对方的结论相悖的例子,使其自己发现结论的谬误,像是一种“证伪”方法。

2.使自以为不知者知其所知: 苏格拉底从别人可能比自己聪明、比自己知道得多的假设出发,才主动找人谈话,当谈话对象从自以为知到知其不知时,他也未失去对参与谈话者能够解决问题的信心,鼓励对方“别惊讶”,暂时还未解决这个问题不足为怪,“如有可能,我将设法接近这个概念”。在对方承认不知道“美德”是什么时,他把话题转入比“美德”问题更简单的“图形”,使谈话对象触类旁通,其实也正是他自己谋求触类旁通;当对方意识到美德是“对高贵事物的想望”时,他又把话题引入“善”与“恶”。与其说他存在“美德即知识”的先入之见,才这样引导,毋宁说他是按照问题本身的逻辑,自然地转入“善”与“恶”的话题,才逐步达到“美德即知识”的结论。

值得注意的是,苏格拉底不倦地找人谈话,不是好为人师。他相信自己不聪明,“我既不知道,也不自以为知道”,恰恰是为了证明白己无知,才去找人对话。③不自以为知,正是他能够使自以为知者知其不知、使自以为不知者知其所知的奥秘。不自以为知,也可算是“产婆术”的规则,是其第三条规则,也是最根本的出发点。现代人不善用“产婆术”,恐怕由于自己太聪明了。 孔子处在中国社会动荡时代,他的学说也以乱世求治为旨趣。他标榜“不愤不启,不徘不发,举一隅不以三隅反,则不复也”(《论语·述而》),仿佛是施教的纲领。《论语》关于“启发”的记载远不及柏拉图、色诺芬关于“产婆术”运用的记载详细,但从中尚可见其一斑: 子张:士何如斯可谓之“达”矣? 孔:何哉,尔所谓“达”者?

子张:在邦必闻,在家必闻。 孔:是“闻”也,非“达”也:夫“达”也者,质直而好义,察言而观色,虑 以下人,在邦必“达”,在家必“达”。夫“闻”也者,色取而行违,居之不疑,在 邦必“闻”,在家必“闻”。(《语论,颜渊》) 这一段对话同苏格拉底和美诺讨论“美德”是什么,有可比之处,表明先贤注重审题,从辨明论题人手。子张问的是士之“达”,若不了解他所理解的“达”的含义,便难以同他讨论“达”的问题。经过于孔子一问,才明白子张以“闻”为“达”,混淆了概念。难怪至今还常以为凡是名人(“闻”人)都属志士仁人,是不是子张“谬种流传”所致,且不管它,看来在这个问题上,孔老夫子的头脑倒比许多现代人清醒;不过说凡闻人皆“色取仁而行违”,可冤枉许多闻人了。夫子也有偏颇之时。 ’更能显示孔子“启发”的案例是: 子夏:“,巧笑倩兮!美目盼兮!素以为绚兮”,何谓也? 孔:绘事后素。

子夏:礼后乎? 孔:起予者商也,始可与言《诗》矣!(《论语·八佾》) 子贡:贫而无掐,富而无骄,何如? 孔:可也,未若贫而乐、富而好礼者也。 子贡:《诗》云:“如切如磋,如琢如磨。”其斯之谓屿? 孔:赐也,始可与言《诗》矣!告诸往而知来者。(《论语·学而》) 子夏和子贡的回答,前者从《诗》中的句子引伸出道德问题;后者则把道德问题提到《诗》的纲上来。这两个教例同苏格拉底“产婆术”亦有可比之处。至少苏格拉底不热衷于引经据典。这两个教例,虽未必算是开中国古代“从师执经问难”的先河,也称得上是“执经问义”的先例。

然而,在中国,几千年来,虽然《论语》注家蜂起,孔学研究学派纷呈,而至今对于“启发”艺术,似尚未有如克尔恺郭尔研究“产婆术”那样的成果问世,殊属遗憾。 “启发”艺术与“产婆术”的共同之处在于:

1.它们都属于互动式交谈。有的问题由教师提出,有的问题由弟子提出。相对说来,在孔子的施教中,弟子提问居多④;教师一般不是把现成的结论直接告诉弟子,而重在启发弟子回答问题,同时,教师也从弟子的回答中得到启发。“起予者商(子夏)也”(《论语·八佾》),“回也,非助我者也!于吾言无所不说”(《论语·先进》)。便是明证。 《论语》中,孔子独白,约近四成,或同谈话情境记载付阙有关。

2.它们都属于伦理谈话,孔子在这方面表现尤为突出。谈话涉及问道、问经、问事、问行藏、问对弟子评价等。

3.孔子也像苏格拉底一样,深知自己无知,并对强不知以为知异常反感: 子曰:由,诲女知之乎?知之为知之,不知为不知,是知也(《论语·为政》)。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;好之者不如乐之者(《论语·雍也》)。 我非生而知之者,好古教以求之者也(《论语·述而》)。 吾有知乎哉?无知也。有鄙夫问于我,空空如也(《论语·子罕》)。

苏格拉底不以施教为业。未闻他办过学,但公认柏拉图、色诺芬等为其弟子;孔子影响所及,虽不限于弟子,他的私学亦未必同于中国后来的私塾,但他至少同那些被称为“贤人”的弟子,结成相对稳定的师—弟子关系。其施教形式不同于苏格拉底的广场问对,或近于雅典智者派的授徒。 苏格拉底式的谈话,较少拘束。如《理想国》第一卷所载,谈话对象有四人。谈话对象 除同苏格拉底对话外,间或相互交谈;孔子与弟子对话情境,即使有几位弟子在场,一般都 是孔子与弟子一对一地谈话。如“季氏将伐颛臾章”,涉及子路与冉有,孔子批评后,冉有 辩解时,子路未插话(《论语·季氏》);同样,子路与子贡对管仲的评价与孔子相左,子贡争 辩时,“由也”虽“野哉”,亦未插话(《论语·宪问》)。弟子若对孔子的谈话另有疑问或想 法,一般事后再问(《论语·先进》)。显示出个别施教的特点。 孔子“启发”艺术与苏格拉底“产婆术”的区别在于:

1.“产婆术”以先生问、谈话对象答为主;“启发”则以弟子问、先生答为主: 苏格拉底一般主动发问,逐步引导谈话对象自己知其不知、知其所知,从而得出结论; 孔子施教以弟子提问为主,主要由他解答。 苏格拉底喋喋不休地发问,谈话对象在他连珠炮式的问题压力下,只一迭连声地称 “是”;反之,孔子的弟子善问,有发问、重问(《论语·宪问》)、设问(《论语·公治长》、《论 语·雍也》)、迫问、反问(《论语·先进》、《论语·阳货》)等形式,而追问中,又有问“莫 先”、“何先”(《论语·子路》、《论语·颜渊》)、间“其次”(《论语·子路》)、问“何加”(《论 语·子路》)、问“其目,”(《论语·颜渊》之别;弟子对孔子的解答,或“不违如愚”(《论语 ·为政》、《论语·先进》),或“书诸绅”(《论语·卫灵公》),或借题发挥(《论语·八佾》、《论 语·学而》),或表示“非不说子之道,力不足也”(《论语·雍也》),或反唇相讥:子之迂也” (《论语·子路》),间或指其自相矛盾(《论语·阳货》),反映对话氛围的活跃。 同苏格拉底侃侃而谈而对照,孔子可算是“其言也,约而达,微而减,罕譬而喻”(《礼 记·学记》)。

故苏格拉底的谈话往往令人讨厌,而孔子一般能使七十子“中心悦而诚服” (《孟子·公孙丑章句上》),虽然子路常常表示异议。总体上堪称“使人继其志”的“善教者” (《礼记·学记》)。 苏格拉底之所以滔滔不绝地发问,是由于他力图使谈话者知其不知、知其所知,更为他 本人的求知欲所驱使;相对于苏格拉底的“积极教育”,孔子可算是“消极教育”的始作佣 者。“不愤不启,不愤不发,举一隅不发三隅反,则不复也”。所定的是“消极教育”的调 子。

《学记》所谓“善待问者如撞钟,叩之以小者则鸣,叩之以大者则大鸣,待其从容,然 后尽其声”,“语之而不知,虽舍之可也”。可谓深得孔子“启发”艺术的精义。 “消极教育”的意义也许比“积极教育”更积极,它使弟子把求学视为自己的事,立足 于自己求学。故孔子并不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对任何弟子都可以言《诗》。对具备一定悟性的 弟子(如子夏、子贡),才表示“始可与言《诗》矣!”孔子答问,弟子未必都能领会。如樊 迟问仁,孔子回答后,仍然不解,只得背后问子夏(《论语·颜渊》),子夏问“友”(转问曾 参),或许也属于这种情况(《论语·颜渊》)。

2.苏格拉底“产婆术”从特殊到一般;孔子“启发”艺术则从一般到特殊: 在苏格拉底与孔子的施教中,师—弟子互动状况之别,实同谈话内容的性质区别相关。 苏格拉底引导谈话对象,从许多答案中寻求带普遍性的答案。如从男、女、老、少各不 相同的“美德”中,概括出关于美德的一般概念;相反,孔子则引导弟子从一般答案中,引 申出许多不同的答案。如仲弓、司马牛、樊迟、颜渊分别问“仁”的含义,而孔子对不同弟 子作不同解答(《论语·颜渊》),从而引申出许多“仁”的解释。即针对不同弟子阶情况,提 出许多关于“仁”的大同小异的解释。

这反映了孔子与苏格拉底的不同旨趣,尽管他们都生于乱世,都有志于乱中求治,苏格 拉底针对智者派的怀疑论,试图寻求导致社会安定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;孔子则把西周的 一般社会概念作为先人之见,使这些基本概念化为所处时代不同弟子的行为准则。前者以求 知为宗旨,后者重在力行。前一种理论在“爱知”本义上属于哲学,后一种学说属于实践理 论。作为实践理论,所求不在一般的描述性定义,而是具有指导实践意义的纲领性定义。 “产婆术”式的谈话,其长处在于不断给谈话对象提供刺激,不过,所讨论的,不是谈 话对象关注的特殊问题,而是苏格拉底关心的一般问题(一般概念);反之,孔子则把一般 问题化为同弟子行为相关的特殊问题。关于特殊问题的答案,一旦由弟子举一反三,独立提 出见解,孔子总是倍加赞扬,不过,以孔子定调子居多。

3.虽然孔子也像苏格拉底那样知自己无知,决不强不知以为知,实际上苏格拉底志在 探求新知;而孔子则相信“温故而知新”(《论语·为政》)。“故”成了他的先人之见,“新” 是故知新用。所以苏格拉底不屑翻故纸堆,孔子则“好古敏以求之”(《论语·述而》),以引 经据典为能事。他腹中装了那么多古典,所以许多对话中的结论由他作出。 《论语》所记载的孔子言行,不像柏拉图、色诺芬关于苏格拉底言行那么周详,这是概 括“启发”规则的主要困难。如果硬要作这种尝试,姑且这样概括:

1.使自以为行(有德之行)者知其不行;使自以为不行者知其“行”。如: 子路:闻斯行诸? 孔:有父兄在,如之何其闻斯行之? 冉有:闻斯行诸? 孔:闻斯行之。 公西华不解:由也问“闻斯行诸?”子曰“有父兄在”;求也问“闻斯行诸?” 子曰“闻斯行之”。赤也惑,敢问。 孔:求也退,故进之;由也兼人,故退之。(《论语·先进》) 如果说“闻斯行诸”之“行”,还属行动之意,那么,“仁远乎哉?我欲仁,斯仁至矣” (《论语·述而》),更显示出对自以为不行者的激励。 孔子所谓“知”,不完全是苏格拉底心目中的“知”。

苏格拉底追求的是作为永恒真理的 抽象的“知”,而在孔子看来,知者“知人也”也(《论语·颜渊》),“视其所以,观其所由, 察其所安,人焉瘦哉!人焉瘦哉!”(《论语·为政》)“人情练达即文章”,其此之谓也。怪不 得中国人至今还那么精于惴摩人(俗说“瞎捉摸”),原来叨孔圣人之光久矣! 虽然孔子“好古敏以求之”,终究还主张“行有余力,则以学文”(《论语·学而》)“丘 也”,活脱是一位“实践第一主义”的祖师爷。

2.以身作则: 要使弟子知其不行、知其行,关键在于为师者以身作则。孔子深知“其身正,不令而 行”,“不能正其身,如正人何?”(《论语·子路》)他本人“学而不厌,诲人不倦”(《论语· 述而》),这才博得“万世师表”的美誉。

四 由于“产婆术”与“启发”艺术在师—弟子互动意义上有许多相通之处,所以,在西学 东渐之初,以“启发式”表示“产婆术”,并非无由,然而,这二者毕竟异趣。 西方“教育”一词,英文Education,法文Education,德文Erziehung,源出于拉丁文Kdu— care.拉丁文E为出,decare为引,合为引出。意味着教育是从对象(弟子、学生,或其他 受教育者)心理中引出有价值的思想;汉语“教育”一词的原意,照《说文解字》解释: “教,上所施,下所效也”, “育,养子使作善也”。 “上”,即师长,或长于受教育者的人; “下”,即弟子一学生,或其他受教育者,意味着教育是从受教育者的外部(上)对人施加的 有价值的影响。前者属于“内发”的教育观念,后者为“外铄”的教育观念。可见,“启发” 艺术与“产婆术”之别,实际上是东西方“教育”观念区别的反映。这种区别,古已有之, 至今依然存在。 近代以来,长期存在以科学的教育知识为核心的“教育科学理论取向”与旨在指导教育 实践(行)的“实践教育理论取向”的争议。这种争议到了当代愈演愈烈。

反观历史,作这 两种理论源头的苏格拉底教育思路与孔子教育思路,实具有互补意义。 “启发”艺术与“产婆术”都属于人类早期教育文明的成果,它们所闪耀的教育智慧的 光陷,至今仍未尽失引路之功。“启发式”、“产婆术”在中国叫了许多年,成效如何?君不 见如今大大小小课堂所能见到的,不还是被称为“满堂灌”的改进了的“注入式”么?这不 免令人好生奇怪,难道今人竟没有古人聪明么?其实,不足为怪:今古易势耳! 古代实行个别施教,且又受书写工具限制,只能以“学”为主,以口耳相传为“教”的 基本形式。在那种时代,除此之外,别无选择。

“启发”艺术、“产婆术”在其产生的时代, 不足为贵。别人设学授徒,也不能不如此,只有运用水平高低之分(5);近代以来则不然。从 近代开始,面对越来越多的学生,需要传递复杂的文化信息,只能以“教”为主。以讲授为 主。实际上“不愤不启,不悱不发”,谁都能做到,然而,在集体授课情境中,允许实行这 种“启发式”么?像苏格拉底那样的连珠炮式的提问,转弯抹角的引导,到底能使谈话对象 得到什么呢? 话又得说回来,人类在经历漫长的以“教”为主、以讲授为主的阶段以后,于对注入式 失望之余,这才自然地产生对“教弟子学”的“启发式”、“产婆术”不尽的思念,如此而 已。

陈 桂 生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

原载于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》2001.1

  评论这张
 
阅读(159)| 评论(0)
推荐 转载

历史上的今天

评论

<#--最新日志,群博日志--> <#--推荐日志--> <#--引用记录--> <#--博主推荐--> <#--随机阅读--> <#--首页推荐--> <#--历史上的今天--> <#--被推荐日志--> <#--上一篇,下一篇--> <#-- 热度 --> <#-- 网易新闻广告 --> <#--右边模块结构--> <#--评论模块结构--> <#--引用模块结构--> <#--博主发起的投票-->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
页脚

网易公司版权所有 ©1997-2017